本书重点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生产传统、装饰以及流通，从工艺与形制、流变与传播、观念与思想等角度展开，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出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多维景观。全书内容概括为三大部分：第一类为传承与流变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器物的形制、造型、功能、纹饰方面的传统以及演变情况（如特定器物与使用环境、适用对象以及使用方式、时空规定等问题）等。第二类为工艺与技术探讨研究，包括探讨古代器物制作的工艺、技术、流程以及有关模范、工具等辅助加工设施的特点及相关情况的研究。第三类为文化与交流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历史时期、族群、区域所流行的观念和信仰之间的关联的研究以及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研究等。

  练春海，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主要是做美术史、美术考古、物质文化研究与美术创作。出版《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等专著多部，主编《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研究》《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志》《文物》《美术研究》《民族艺术》等杂志上发表论文7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文化部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课题等多项。

  苏荣誉、柳扬 圆口长颈方腹青铜卣研究——再论商代南方青铜风格与工艺对安阳的影响

  王拓 晚明宜兴紫砂与铜、锡金属器之间的亲缘关系——基于史料文献、考古实物与制作流程与工艺的实证研究

  “制器尚象”学术论坛重点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生产传统、装饰以及流通，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以期为学界提供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开放平台，并就相关学术前沿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收录本次论坛二十多位学者的研究和讨论。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弥合民间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举办“制器尚象”学术论坛打破了以往器物研究方面的局限，把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历史学、古文字、美术史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集中在一起，使学者们之间互相启迪，集思广益，对推动研究造物的进步发展有积极作用。

  在美术史、古代物质文化史、工艺技术史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中，那些蕴含着大量人工投入与智慧结晶的古代遗存倍受关注。但把中国古代的文化遗存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则是远远不足的，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瓶颈制约的结果。

  在历史层面，无数凝结了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与巧思的文化遗存，因为战争、地震、火灾、腐蚀、销熔等自然或人为的原因，早已悄然从人类的视野中被永久地抹去，今天我们通过种种途径所能见到的传世或出土文物不过是吉光片羽，甚至都不能反映其历史原貌的万分之一。

  20世纪，国际上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偏重于古代书画，随着那批精于鉴藏的书画大家的相继离世，国外关于中国书画的研究也呈现萎缩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的研究，则得益于交通便捷、图录与发掘报告的发行以及国际文物交流展览的增加等因素，日渐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热点。

  本辑《制器尚象：中国古代造物观念与传统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古代器物的生产传统、装饰以及流通，从工艺与形制、流变与传播、观念与思想等角度展开，推进对器物文化的深入解读。

  孙华从夏铸九鼎、鼎迁三国的传说切入，对鼎之造型、数量与象征意义展开探讨，认为鼎作为祭祀用铜容器，“三翮六翼”的配置是九州版图的代名词，也不排除井里九夫、国都九里此类象征意义。

  张闻捷的报告围绕楚国乐制展开，结合相关出土器物，对乐钟组合、陈设及其反映出的等级与变革等方面做分析。

  个案研究是近年来美术史和考古学界很常见的做法，强调从具体案例出发，将墓葬空间视为完整且独立的个体，通过考察其中的随葬品和图像进而理解墓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视觉逻辑。

  聂菲从文献学、图像学的角度，重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锥画漆奁。认为漆奁上的图像呈现了墓主生前狩猎讲武的真实生活与追求升仙的精神世界，在墓葬语境下，此件漆奁为墓主提供了生活服务于展示祈盼的空间，也满足了生者企望死者永享荣华的愿望。

  邓菲聚焦于山西繁峙南关村金墓，通过整体考察墓葬中的建筑空间与装饰题材，解读其背后所传达的文化观念。报告说明，工匠在营建该墓时参照了大量图像粉本，包括传世绘画、佛教艺术、神煞题材等，看似杂乱，实则统一，透露出布局背后的深层逻辑，营造出一个内涵丰富的礼仪空间。

  练春海对汉代墓葬尤其是海昏侯墓所出土玉舞人（有战国时期制作和汉代制作两种）进行了比较，即便是同等层次的墓葬，玉舞人的制作水平也参差不齐，反映了汉代社会风气从先秦时期的重视礼仪转变为强调实用。

  姚一鸣的研究发现，先秦至两汉时期镇的造型变化较大，镇从春秋时期的几何形发展到汉代的圆雕形，显示出汉代日用器物的世俗化转向，亦发生了由单纯装饰功能到反映汉人炫耀心理及豪奢思想的转变。

  朱浒对临沂吴白庄汉墓中室南壁东门楣上的图像上所刻画的人像身份及情节主题展开探讨，认为画面主角为纣王帝辛，表现了武王伐纣的场景。

  周繁文对西汉木葬具的等级规定进行了考察，认为葬具的规格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以种类、数量、材质等作为区分葬具等级的重要指标。

  柴怡以西安出土汉代陶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归纳近年来西安地区出土的汉代陶俑，并对汉代陶俑的制作流程与工艺、流通现象，以及随葬陶俑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究。

  张鹏围绕北京金代乌古论家族墓葬中出土的四层石奁，从器物材质、装饰、工艺及所有者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金代石奁在某一种意义上储藏了历史的记忆和生命的乡愁，凝聚了对抗、妥协、传承、变异等多种文化因素，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李重蓉在补充整理鸮形仓实物资料的基础上，考证此类器物的定名、功用与流变，指出鸮形仓应为粮仓明器，它在墓葬中的出现与汉人利用鸮鸟形象来防鼠、保护粮食的观念相关。

  肖世孟追溯釉色“天青”的渊源与内涵，并探讨了文人对汝窑茶器的色彩理想：其一，超乎言象的“天青”釉色迎合了文人物象之天成的观念意趣；其二，汝窑“天青”温润如玉的色泽与文人“比德如玉”的审美品位相契合。

  苏荣誉的研究围绕现存的五件圆口长颈方腹青铜卣展开，以科技考古的方式分析了青铜卣的风格与工艺，讨论它们各自内涵及属性，从而深化了学界对商代青铜工匠和青铜技术的流动、青铜器的流通等问题的认识。

  韩鼎关注到商周青铜器纹饰中一类特殊的“仿物”纹饰，特殊之处在于其模仿对象为有机材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商周青铜器（及纹饰）的一种重要设计理念，也复原出部分有机材质器物的原型。

  董波从一件长沙窑“红绿彩”执壶切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概括长沙窑三彩瓷器的工艺与色彩特点，指出此类瓷器的用料、做法皆与西亚相关。

  王拓的报告从文献、实物、工艺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晚明紫砂器对对铜、锡等金属器皿的模仿与借鉴，并归纳其缘由：一是造物规律使然；二为迎合社会风尚；三则出于紫砂器与金属器皿制作流程与工艺的相似。

  陶晓珊在全方面分析清宫《活计档》“留样”旨令、综合考察传世文物的基础上，对雍正建立的供御用品造办的式样库做全面分析。并指出，式样库的建立直接促成了雍正朝宫廷工艺美术形成风格相对统一与纯粹的时代特点。

  研究材料的更新为解读文化变迁、制度规范提供了契机。器物与图像作为媒介，承载着宗教思想、家族意志乃至文明播迁中的观念与信仰。

  陈轩将汉墓中出土的金灶作为汉代步摇的悬挂构件展开探讨，指出作为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缩影，金灶的设计与使用体现了汉地将游牧贵族的佩饰转化为以本土吉祥语汇构建的装饰系统。

  程雅娟关注北魏时期出现的一类具有着强烈外域风格的辅首衔环。她从图像流变、宗教传播等方面出发，对北魏铺首衔环中来自古印度的“勇士驭兽”母题，和来自苏美尔文明的“一人双兽”母题进行细致地梳理与分析。

  叶少飞对唐宋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中出现的与白象相关的题材进行了分类与讨论，指出唐宋时期的白象造型基本出自佛教文本，在呈现文本基本内容的同时，还受到了政治权力、社会观念、图像传播规律等因素的影响。

  任欣根据器物形制与造型特点，探讨古蜀地区鸟日组合形象所具备的文化功能，以及古蜀先民的造物观念与文化信仰。

  张亚莎围绕曲踏古墓地发掘出的一件方足彩绘木案展开，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鸟形纹饰的流行区域、发展与演变，以及神鸟在古象雄王国早期信仰中的特殊意义与崇高地位。

  吴若明在回顾明代海上贸易发展与克拉克瓷概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了普拉多博物馆的藏画《视觉的寓言》，分析17世纪中国外销瓷的在欧洲绘画中的镜像呈现，并综合审视跨文化艺术的形成及其本土化变迁。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器物所反映的观念与文化的复杂性，强调适时、适度借助跨学科视角带来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上的拓展与创新。

  庄慧芷从秦汉之前的各种天文相关遗址、文物与文献切入，探讨“盖天说”与“浑天说”宇宙模型的起源，以及两种学说的关联性，并指出在具有官学色彩时期，此类器物为皇权所掌控，失去官学地位之后，则逐渐转变为宗教、信仰，甚至是装饰、游戏的题材。

  彭圣芳陈述了《考工记》的设计美学思想，认为其通过翔实的规范和标准表达了造物设计的形式观与功能观。

  何清俊对北宋朱长文所著《琴史》做了系统的梳理，将朱长文的琴器造物思想归纳为尊圣、拟象、应术和立道四个主要方面，并指出《琴史》反映了北宋时期理学兴起背景下知识分子试图将传统阴阳、五行、象数等观念进行理性改造的尝试。

  各位学者的研讨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出中国传统器物文化的多维景观，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开拓、材料的发现与解读以及古代制度、信仰与文化的探索等多个角度，皆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对于推进传统器物文化研究的转型与深入意义重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